信任的三十年

整整十年前，IE University Lifelong Learning 邀请我以学术主任的身份，领导一个面向高层管理者的项目，他们当时面对的挑战是在数字环境中重新设计自己的战略。这个挑战意味着要直面一个现实：数字化早已改变了游戏规则。在那个时候，主导的语义是「数字化转型」。

语义是文字匠人的地盘。他们是语言的银匠大师，在每个时代的挑战之上打造承诺。有意思的是，今天谈论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，然而我们大概已经不再这样称呼它了。我们是通过语言建构现实的生物。而作为语言的生物，我们也很任性。

当时我认定，把「在一个新的数字时代改造组织」这个挑战讲清楚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把这项壮举还原成几个不受时代影响的概念。我不希望任何一位高管把转型和一堆听不懂的新词联系在一起。我选了一个带点抒情味道的数学公式：

数字化转型这个函数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依然是：从人、数据和技术出发，让一个组织的价值最大化，而这一切都以信任为指数。价值由董事会——理事会、基金会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——来决定，它握有所有权方的受托授权。最大化意味着从可用的要素中取得尽可能好的产出。而那些起催化作用的要素始终是同样几个：人、数据和技术。但如果信任变成负的——如果指数掉到零以下——公式就会崩塌。

让我们回到三十年前。九十年代下半叶，挑战在于接受一件事：一波新的通信浪潮将改变世界。手机开始冒头，我们还在模拟与数字之间摇摆。电子邮件开始被制度化，Yahoo 主宰着整个版图，而在西班牙，第一个搜索引擎起了一个再地道不过的名字：Olé。我们那时是数字世界的婴儿。

人们接入一张庞大的内容网络，它建立在几年前由 Tim Berners-Lee 创造的「http」协议之上。要连上去，需要一台终端、一条电话线，还有很快就会让位给 ADSL 的 ISDN 服务。技术让数据成为可能，数据把人连接起来。而正是我们的信任，促成了那次时代的跃迁。Google 当时还没有诞生。

我们进入 2000 年代，明白了网络是一个相遇的空间。互联网开启了一场全球对话，正如 The Cluetrain Manifesto 所宣告的：人们已经在用人的声音说话，而不是企业的声音。企业必须学会参与这场对话。

LinkedIn 诞生于 2002 年，Facebook 在 2004 年，Twitter 在 2006 年。人们通过技术平台交谈，而这些平台不断留下个人数据的痕迹。诞生于 1998 年底的 Google，专心去组织那片信息的海洋。信任处在最高点。用户在生产内容，一个更好时代的希望看起来是站得住脚的。

2010 年代带来了智能手机，并把网页从主导界面的位置上挤了下去。原生应用和即时通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发数据。一个人过去一年产生的信息量，变成了一天就能产生。但并非全都是真的。我们在毫无察觉之间，播下了下一波浪潮的种子：不断膨胀的大数据，以及被后真相侵蚀的信任。绝望出现了。

于是出现了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模式，由密码朋克们在金融危机正酣时构想出来。它承诺在一套「真相协议」之下重新连接人、数据和技术。又一次把希望寄托了上去。然而，投机让这个承诺偏离了方向。信任再一次受损。

接着 2020 年代到来，一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。那种力度，是近代史上任何其他事件都不曾有过的。这场冲击提醒了我们不确定性的存在，同时也推动了互联网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数字化采用。今天，每四个人里就有三个每天依赖这张网络来连接彼此。人、数据和技术仍在结合起来创造价值。只不过现在我们谈的是「后现实」，我们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人的、什么是合成的。

在我们面前，一种基于自主 AI 智能体的经济正在浮现。这些系统能够代表人类做决定。它们被编排在技术基础设施之上，而在那里，数据就是新的石油。挑战又一次重复：重新设计信任，让人、数据和技术生成我们决定称之为价值的东西。而且不是为了一部分人去对抗另一部分人。人只有一种。

这个人机协作的空间，将是下一个信任时代生根发芽的土壤。在那个时代里，人工智能没有意图。哪怕它写作、说话、绘画、生成视频的水平堪比最出色的人类，它始终是增强人类的宝贵盟友。这是增强智能的时代——同样叫 AI，只是那个 A 换了意思。别把我们自己的决定怪到人工智能头上。愚蠢和道德良知一样，是人类独有的特权。人工智能里没有意识。

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新时代，授权必须始终来自人。别把拟人化或人格化当成意识。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人机语境里把人放在第一位、并且负起责任，为接下来的 30 年定义什么是价值、什么是信任。我心存希望。

也许，说到底，这三十年并不是数字化转型的三十年，而是关于信任的学习。而接下来的三十年，取决于我们决定如何为这个公式加上指数。